作者：邯郸河务局 张国文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华夏民族除水害、兴水利的治水历史。自大禹治水活动掀开中国历史极为重要的一页以来，中华民族与水打交道特别是与洪水做斗争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水文化的起源和形成过程。

人类的早期文化，多依河流而起，每一个民族的繁衍，都是河流滋养哺育的结果，同时河流也是厚育生发文明的摇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一语道出了江河给人类带来文明、进化的真谛。可见，河流对一个民族的文明进化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一、漳河的起源与演变过程

漳河历史悠久，它曾对促进我国南北经济的变化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也经历了漫长的自然演变才形成的，了解它的变迁，对进一步认识水，认识水文化，认识沿河劳动人民的治水斗争是有意义的。

漳河是一条古老的河道，是伟大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有文字记载，漳河就有4000多年的历史，漳河最早称降水（绛水），亦称衡漳、衡水，衡者衡也，意指漳河迁徙无常，散漫不可制约。漳河素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漳河在合漳以上分清漳、浊漳两支，均源于山西省南部太行山腹地。清漳有东西，浊漳有西南北三源。清漳之东源于晋中昔阳县漳漕村附近；西源位于和顺县西部之赋岭。浊漳西源位于沁县西北之漳源镇安高岭；南源地处晋东南长子县西发鸠山；北源在榆社县北部西河口村。

古代漳河本独流入海。公元前2000年间，禹疏黄河北流，漳河是黄河最大的一条支流。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改道东徙后，漳河下沿禹河故道，流路畅通，千余年间没有多大变化。但自金代黄河夺淮河入海后，在华北平原上留下了高出地面的黄河故道。加之漳河含沙量增大，将淀泊淤成平陆，漳河泄水受阻，则常常泛滥不可制约。

据史料记载，自明初至漳河最后一次改道（公元1368—1942年）的575年中，大的改道不下50余次，平均每10年左右发生一次。其改道相当广泛，往北决口可与滏阳河合流；往南决口可合安阳河入卫，自北向南这样大的扇形地带都留下了漳河泛滥的痕迹，史称南不过御（卫河），北不过滏（滏阳河）。但漳河泛滥大体可分三道。变动顶点在出山口的邺镇（古邺镇）之西，志书上称三台口。其一为漳河同行与卫河合流的南道，大体自临漳、经魏县、大名、馆陶入卫；其二为漳河北决与滏阳河合流称北道，则由三台经临漳、广平至邱县，经威县西北新河县一线以西的故道；其三则是合于“北道、南道”之间，大体自临漳、经成安、肥乡、广平东北流到冀县与滹沱河合流，在北流河间等地直达天津入海。据记载，漳河在1652年以前，基本上合滏阳河走北道，1708年以后又常合于卫河走南道，其余时间多在中道摆动，1942年漳河干流于馆陶入卫运河至今。

考察漳河的变迁与形成的历史，不难发现，漳河是一条洪害频繁的河道，历史上也给两岸人民及下游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给河道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人们对洪水灾害的态度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漳河的水，流传着许多传说的故事，一个水字牵动着多少漳河两岸人民之情……沿河两岸人民栖栖其畔，既吸吮它饱满的“乳汁”，又与它奔放不羁脾气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从屈服自然到征服自然，创造和丰富我国古代最为灿烂的古代文明。这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和民族文化的新发展，也是集中体现了中国水文化的新发展。

二、战国时期漳河水文化

中国水文化积千年之精华，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沃土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是生命之源，河流与人类的文明进步紧密相连。可以说，无水不生，无水不活，无水不富，没有水就没有一切。因此，历史上具有卓识的政治家都把治水作为治国安帮、理政富民的大事。 [Page]

公元前 445 年，魏文侯作为魏国的第一代君主即位。此时的魏国，已初步建立了君主集权的国家制度,然而，魏国的旧势力仍然相当猖獗，疆土纷争依然经常发生。邺县靠近漳河，毗邻赵国，是军事战略要地。但是漳河连年泛滥，两岸百姓深受其害，官吏又不想办法根除水患，一味强征赋税，百姓怨声载道。这样，邺县非但不能起到外御强敌的作用，反而成为魏国的肘腋之患。因此，魏文侯总想委派一名得力的官吏去管理邺地。西门豹因其胆识超群，明达干练，并积极参与李悝的政治改革运动，深得魏文侯的信任。于是在大臣翟璜的推荐下，魏文侯决定任命西门豹为邺令。邺（今临漳县邺镇）地处魏、赵两国交界处，是魏国的军事要地。当时流经邺地的古漳河，水势狂暴，放荡不羁，时常泛滥成灾，百姓身受其害。奴隶主贵族的顽固势力与巫婆相勾结，利用漳河水患编造“河伯娶妇以少女投河与河伯婚配平息洪水，借以敲诈钱财，玩害人命，致使邺地有女之家四处逃亡，土地荒芜。西门豹为邺令后，体察民情，决心惩治三老等地方官吏，借“河伯娶妇”之机，把巫婆、三老等投河示众，揭穿“河伯娶妇”的骗局，安抚民心，说明了水害的原因，并发民凿十二渠，引水灌民田，田皆溉。当时的引漳十二渠的位置在今磁县下七坦南岸，引水工程措施是拦漳河水依次修筑十二座溢流低堰，每堰于南岸开取水口，设置闸门，每一个引水口下连一条水渠，共十二条，建成十二渠道，灌溉效益显著，原来遍布两岸的盐碱地得到了改良，它是我国水利史上以水治碱的一个先例。自此，邺田地成为膏腴。据姚汉源教授考订，每亩产量提高八倍以上，对邺城及附近区域农业生产的兴旺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引漳十二渠工程，是在郑国渠、都江堰之前，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大型引水灌溉工程。从它的全部工程布局设计和规模来看，都具有相当的科学技术水平，进水闸工程全部用石头垒砌，口门都能蓄能泄，旱时可以灌水肥田，大水时能排沥和防洪。这种巧妙的工程建筑受到后人称赞。

三、曹魏—东魏时期的漳河水文化

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击败袁尚取邺后，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在政治上由他控制的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政府，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在经济上实施兴修水利和屯田制，并在战国时期著名的引漳十二渠工程旧址的基础上，兴修了引漳灌溉农田的天井堰工程，重建灌渠。早在战国时期，邺即率先成为水利发达的农业先进地区。《水经·浊漳水注》记载：昔魏文侯以西门豹为邺令也，引漳水灌溉邺……史起为邺令又堰漳水以灌邺田，咸成沃壤。东汉曾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田。魏武王（曹操）又碣漳水，回流东注，号称天井堰。里中做十二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显然，这已是比较完备的灌溉系统了。故西晋左思在《魏都赋》中云：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墱流十二，周源异口，蓄为屯云，泄为分雨，水澍粳秣，陆莳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紵，均田画畴，蕃庐错列，姜芋充茂，桃李荫翳。生动地描绘出邺地先进的水利设施和发达的农业经济，由此可见邺“山川雄险原隰平矿”，是古代据守河北的要地。

曹操在经营邺都时，除天井堰外，还在邺城修建了城市供水工程和玄武池，铜雀、金凤（虎）、冰井台等建筑。《临漳县志》卷之六记：“魏曹操建安十八年（公元214年）筑此台（铜雀台）于新城，并金凤（虎）、冰井台，相去各六十步”。为解决这些建筑和邺城供水，曹操还在邺西十里漳水上筑漳渠堰，“引漳水流自城西东入铜雀台下，伏流入城东注，使漕运沿漳水直通城内。谓之长明（鸣）沟也……。沟水南北夹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溉东出石窦下，注之湟（即洹水，今安阳河）水。曹操在《登台赋》所说的：“引长明灌街里”即此渠。《临漳县志》卷之六记：长明（鸣）沟，魏武帝（曹操）引漳水入邺，经铜雀台下，回激水声长鸣，故名。《魏都赋》注：石窦桥在宫东，其水流入南北里……。魏武帝时堰漳水，在邺西十里名曰漳渠堰。东入邺城，经宫中东出，南北二沟夹道，东行出城所经石窦者也。所叙引水入城之漳渠堰下游即长明（鸣）沟，为城市供水渠道和天井堰不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城市供水、漕运和灌溉综合利用的渠道枢纽，其规模可能比天井堰的十二堰大。 [Page]

东汉元年（公元115年）安帝诏令：修理引漳十二渠所分漳水为陂流。

后赵时石虎迁都邺后，又对引漳十二渠作了整修，修西门旧迹，亦分十二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其流二十余里，世号天井堰。

这些水道的修凿，充分考虑了继续发挥这些水利工程的灌溉作用，同时使邺城更加土厚民强，富饶一方，成为在军事上易守难攻，在经济上繁荣富康，从而确立其古都的历史地位。

四、唐、宋、明、清时期的漳河水文化

唐朝，国家进一步统一，社会安定，堪称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此时期的水文化为适应自然，满足人口增长及安居乐业的需求，不断兴修灌溉工程和防洪堤防工程。《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咸宁三年（公元672年）于邺县南五里修金凤渠分太平渠经金凤台侧下流灌田，咸宁四年（公元673年）自邺至临漳开菊花渠引太平渠水30里；同年又在临漳北30里开利漕渠自滏阳（磁县）入成安，亦太平渠，灌溉面积不断扩大，作物单产和总产大大提高，同时治水理论和实践也有了质的变化，如控制洪水的堤防已存在且已成为人们与洪水斗争的主要手段。

据《太平寰宇记》肥乡县：列人埽或列人堤，县居其上，即堤也。后魏孝昌中，有人于此掘锝破船，仍是杉木尚可用，莫测其由，盖是漳水亦积淤泥，筑成高岸。《旧唐书》卷一八五《未景骏传》“神龙中景转肥乡令，县北界漳水，连水泛滥，旧堤迫近水漕，虽修筑不息，而湮流相继，景骏审其他势，拓南数量，因高筑堤，暴水至堤南以无患，水去而堤北腴田”。这说明筑堤防治水患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必然结果，标志着治水理论和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宋神宗时期（公元1608—1077年）王安石当权变法，大修农田水利。早在他当权之前，就非常注意引漳淤灌的历史经验，其中以北方泥沙河流之放淤肥田等，泥沙利用措施最为突出，他是在《送宋中道卒洺州》一诗中说：漳水不溉邺，不知几何时，后世有史起，仍能为可为，余偿怜洺民，鸟卤半不沾。频觉漳可引，但为谈者嗤，高议不同俗，功成人始思，夫人到官曰，勿忘吾此诗。基于这样的认识，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任参政知事（副宰相）起，就积极倡导和领导放淤和淤溉。因为漳河含大量细颗粒泥沙，有机肥料十分丰富，引浊溉田可以补充农作物所需水分，而且能够填淤加泥。因此首先在中央设了专门机构“都大提举淤田司”、“总领淤田司”（《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三零二）。其次在推行新法（农田水利法）过程中，大规模地开展了引淤灌溉。并在引淤灌溉时，采取分段筑堤，按片淤田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滞洪缓淀（减轻河道淤积）减轻洪水灾害的作用，沈括在《梦溪谈》中对这次淤灌的成效作了肯定：“深冀沦瀛间，帏有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为美田”。

明清时期，对漳河也给予高度重视，不断地对其进行疏浚和筑堤。对维护和巩固国家的统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漳河水文化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政府于1947—1949年间，对漳河左岸自磁县高庄至馆陶县徐万仓，右堤自临漳县太平庄至大名县高冢固的堤防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加高，但下游河道均无水库调节蓄洪滞洪处于自然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贯重视水利建设，早在1950年周总理就提出“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沿河广大人民在与洪水斗争的实践中，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的原则指导下，漳河流域大规模开始疏浚，扩挖河道，加高培厚堤防，护滩整险，开辟滞洪区等。又于1951年在位于河北省磁县与河南省安阳县交界的漳河干流出山口处兴建了一座大型控制性工程—岳成水库。岳成水库的建成，为流域内的防洪、灌溉、供水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有力地促进了该流域的工农业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Page]

建国50多年来，一代代漳河人分步骤、有计划地驯服桀骜不驯的漳河。尤其是经过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大规模治理后漳河的防洪能力显著提高，水利工程面貌发生了巨大历史性变化，一座座水利工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受了1963年以来第二次洪水—“96.8”洪水的考验，河道堤防未发生决口，保证了沿河人民生命财产和交通干线的安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功不在禹下“。

纵观漳河，我们看到，水是漳河人立足生存的根基，不仅磨练着他们的意志，也盛载着他们的理想和追求，漳河人在改造水的同时，水也影响着人，水孕育和培植了这里的文化，并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水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