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邺城是在古邯郸衰微成一个普通的郡县以后，在这块土地上崛起的第二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自三国曹魏起到隋400余年间，后赵、冉魏、前魏、东魏、北齐6个割据王朝的都城。中国古代的台式建筑始于周，成长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日趋完美。曹操在邺城建三台、特别是铜雀台，达到了我国古代台式建筑的顶峰。在台下引漳河水经暗道穿铜雀台流入玄武池，用以操练水军，可以想见景象之盛。

古邺以其悠久的历史、特殊的区位、优越的条件，形成了建安文化、佛教文化、漳河文化、成语典故文化，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赢得了“中原文化之阶”的美誉。

建安本是东汉献帝刘协年号，公元 196—220 年共持续 25 年，建安文学史至东汉末年到魏初这个时期内的文学，持续大约四五十年。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辉煌的一页，后世对它的评价也是异常的积极。建安文化一枝独秀。汉末魏初，邺城以其相对安定、富庶、繁荣的便利条件，不仅成为曹操发展的大本营，且孕育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王粲、刘帧、阮瑀、徐翰、陈琳、应瑒）和蔡琰（蔡文姬）等为代表人物；总人数近百人的邺下文人集团，开创了文学创作的新时代，使中国诗歌这一最具抒情优势的文学形式由民间正式走进艺术殿堂，尤其是五言诗的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进入了继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时代，作家们表达个人对社会的看法，抒发对人生、对理想的追求，面对动乱的社会、漂泊的人生，产生的不是消极逃避，而是积极参与，有“ 建安风骨”、“汉魏风骨”之说。在他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下，汉末朝堂文学氛围十分浓厚，他们聚集在铜雀台，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慷慨任气，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闵时悼乱，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开创并发展繁荣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建安文学，形成了震古烁今的“建安风骨”，开立了一代崭新的文学风气。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壮、雄健沉郁，刚健遒劲、挺拔有力，清骏爽朗、激昂多气而深深地影响了后世文学创作。他的诗歌，气魄雄伟，慷慨悲凉；他的散文，清峻整洁。在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中，他触景生情，吟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美妙的诗句。就凭曹操能诗能文这一点，也是其他三国群雄所难于相比的。郭沫若称“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着划时代的表现的”。临漳因此成为建安文学的发祥地。

(1)地域之缘

首先是克平四州进占河北。曹操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汉献帝于许（今河南许昌东），“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的几年间，占据了黄河中下游以南至徐淮的大部分地区。此时黄河中下游以北的幽、冀、青、并四州已经掌握在袁绍手中。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和袁绍在官渡展开大战，曹操取胜。官渡之战失败后，袁绍病死邺城。曹操又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先后平定了四州。

其次，远征乌桓。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夏，曹操率大军从邺城出发，长驱北上，远征乌桓。曹操率军远征乌桓，从西南而东北基本穿越了今河北全境。

再次，营建邺都。邺城是一座古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战国时，魏据此地，改称魏，不久仍称邺。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置魏郡，治邺。汉献帝时，为冀州治所。邺城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曹操攻占邺城后，就将这里建成了他的“基地”，其丞相府、魏公府、魏王府均设在这里。他手下的文武官员除一部分镇守四方和在许都执行监视献帝的任务外，其余的也都聚集在这里，这样邺城实际成了曹操的都城。曹操死后还葬在了邺城城西。

这就是曹操与古邺的地域之缘。他虽然不是邺地人，但却在古邺大地上部分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还把躯体永远地留在了古邺的青山绿水之间。

(2)文学艺术之缘

曹操既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对建安风骨的形成和建安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他“治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范文澜先生高度评价曹操说：“他是拨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豪。特别是四言乐府，立意刚劲，造语质直，<<三百篇>>以后，只有曹操一人号称独步。”曹操为文“清峻”、“通脱”，其诗则质朴刚健，“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在他倡导下的作品也大都语言质朴有遒劲，感情真挚沉沉，形成了“梗慨而多气”、块垒有骨鲠的建安风骨。曹操诗中深沉的忧患意识、豪壮的英雄气概以及创作中的革新精神都与古邺文化的品格息息相通。 [Page]

曹操的乐府诗具有广阔深厚的现实内容，真切自然的思想感情和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其诗最憾人心魄之处是深重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进取精神。建安时代，从“董卓之乱”到诸侯间的混战，中原大地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劫难。面对满目创痍的现实，曹操诗中描绘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惨状。作者对现实、对国家、对民生的忧患尽现无遗。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的失败是曹操生平遭到最大的挫折。这年他五十四岁，统一大业远未完成，使他不禁嗟叹人生苦短，立业多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然而曹操对人生的感慨毕竟不同于《古诗十九首》的“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悲哀和无奈，而且幻化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建功立业的勃勃雄心和积极进取的盎然正气。曹操诗的难以匹敌之处也正是他用质朴的语言表达了自己永不退缩、永不放弃的建功济世之心，这与古邺文化的精神内核、文化风格及表现形式都是一致的。

曹操“慷慨悲凉”诗风的形成自然有其时代和社会的原因，更有其自身经历、修养、气质的因素，但也不能忽视古邺文化对他的熏陶和浸染。古邺文化的风格特征给了曹操无尽的滋养，古邺大地上的自然风物、风土人情也给他提供了许多创作素材，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建安风骨”。曹操的《登台赋》、《步出夏门行》，这些作品大都是在邺城铜雀台所作。曹操对古邺文化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正是由于他和建安文人的加入才使古邺文化得以充实和发展，使古邺文化的品格特征更加鲜明。

（张国文搜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