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是运河上著名的城市，历史上因运河而兴，成为运河上九大商埠之一。岂不知运河岸边也是书乡之地。

运河促进了聊城文化繁荣，历史上曾经书院林立，出过3名状元、700多名进士。这都源与深厚的运河文化底蕴。聊城海源阁藏书楼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累计藏书22万卷，其中宋元珍本逾万卷。与江苏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杭州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浙江吴兴陆心源的“宋楼”合称中国清代4大私人藏书楼。凸显出异常丰富、博大精深的运河文化。如运河故道边上的山陕会馆、大小码头、基督教堂、清真寺等。尤其值得一提的临清乡试之所——考棚街，与之左临的有独占熬头之意的熬头矶，还有与之遥遥晖映提名秀聚中天的舍利塔，莫不是清朝会试文化的遗迹。

清代山东的6名状元中，有两名出自聊城。清代从顺治三年（1646）首次举行会试、殿试，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共开科112次，取中状元114人，其中山东籍6名，人数虽然不多，却位居全国第四。在江浙地区，状元固然是“物以类聚”，出处集中（如苏州一城就有十几个），但如果对山东状元作一番考察，也会发现，他们的出处同样是“无独有偶”，非常有趣。

六名状元 三个城市

聊城的两人分别是顺治三年丙戌开国首科状元傅以渐，康熙六十年（1721）辛丑科状元邓中岳；济宁的两人分别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科状元孙毓桂，咸丰三年（1853）癸丑科状元孙如仅；潍县的两人分别是光绪二年（1873）丙子恩科状元曹鸿勋，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状元王寿彭。

应该说，产生状元的这三个城市有一些共同之处。它们自古以来就是山东经济、文化、交通等各方面都比较发达的地区。聊城和济宁是古运河上的明珠，潍县是锁钥青齐的重镇。济宁和潍县都有“小苏州”之称，是著名的工艺城市――其实清代科举，八股文、八韵诗、馆阁体书法，与刺绣、年画、嵌银家具、仿古铜器等工艺品的生产，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长才伟器，难以常格求，古今状元中，遗大投艰、拨乱反正之人，几乎是凤毛麟角。当然，不管怎样，这三个城市包揽山东清代状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地文化、教育的发达状况。

运河文化中的图强精神，还表现在尚文重教上。在与贫穷落后的搏击中，运河人非常清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把发展教育作为改变贫穷的措施之一，使尚文之风渐渐树立起来。对此，《老残游记》中称，这里是“家家富足，户户弦书”。明清之际，聊城地区文运大开，儒学星列，书院林立，私塾遍布，一时“科目鼎盛，贤士辈出”，仅东昌府就有中进士者290人，中状元者5人。平民教育家武训行乞办学的义举，更佐证了运河人兴学图强的思想。对武训的行乞办学，清廷大加褒扬，授予武训“义学正”的称号。

文化教育的繁荣造就了很多名人志士，唐初名相马周、哲学家吕才，明代文学家谢榛，现当代国画大师李苦禅，国学泰斗季羡林等都是聊城人。

状元归去驴如飞

清顺治三年(1646年)开科大考，傅以渐以进士及第一甲第一名首夺大魁。朝廷在太和殿举行了盛大典礼，顺治皇帝赏赐恩荣宴，官授翰林院修撰，给六品朝冠，带金质花，拨发60两银子供造状元牌坊，又特地打开午门之正中大门，让傅以渐和榜眼、探花踏着中路出紫禁城。如此非凡之礼仪，连亲王宰相也不能享用。

傅以渐是竭诚尽忠的贤臣良相，也称得起廉洁奉公的清官，“位居相位，食不重味，衣皆再浣，无异寒素”。他在朝中虽官居显耀，却以简朴无华著称。别的官员骑马坐轿上朝，他却以驴代步，来往于官廷之间，一日被顺治皇帝偶然看见，大笑，遂赐画《骑驴小像》，图绘状元傅以渐骑驴之状。顺治皇帝在御笔画作上还题《云龙山下拭春衣》诗一首，改末句的“马”字为“驴”字，即“状元归去驴如飞”，一时传为佳话。后人借题发挥，曾有演义诗一首：“阁老骑驴来玉殿，康熙引缰走在前。若非太保展雄才，清鼎岂能安如山！”

喝运河水长大的傅以渐当官而没有官气。相传，傅以渐为官之后，家里人和邻居因一墙之宽的宅基发生了纠纷，后经官动府打开了官司。家人告到傅以渐那里，傅以渐挥笔写了四句诗，让人火速传送到东昌家中。诗云：“千里来书皆为墙，让他几尺有何妨？万里长城今尚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讲明官宦人家应以仁义为重，不能以势压人。家人见他说得有理，就撤回状子，主动将宅基界线退让三尺。邻居见状，感动之余也主动退让三尺，空出了一条六尺宽的胡同。周围民众称赏此事，遂将这六尺胡同称为"仁义胡同”。

两条胡同 四人夺魁

道光年间淄川人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卷二中载：“聊城傅、邓二状元，共一巷。”按时间循序，傅以渐和邓钟岳当分别是清代山东状元中的第一和第二个。在王培荀作此书数十年后，又有两名状元曹鸿勋、王寿彭，也先后出于同一条胡同，即老潍县城的新巷子胡同。这也是在整个封建社会山东最后出现的两名状元。

王寿彭中状元时，适逢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有人说他得以点中状元，是因为名字含有“寿齐彭祖”之意，实属偶然。为此，王寿彭曾写过一首打油诗解嘲：“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 的确如此。清代山东的6个状元，均分于3个城市，可以说是偶然；傅以渐、邓钟岳共一巷，又是偶然；至于潍县的状元曹鸿勋、王寿彭又出于同一条胡同，那就是再三偶然了。

独占鳌头 多出寒门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重要凝固剂，虽然其陈腐、狭隘的教条，森严、繁琐的律令，使科场几乎成为残害人才的屠场，但较之历史上世卿世禄、九品中正等特权制度，还是具有一定的公平性。这种制度不断向统治阶层输送新鲜血液，对封建官僚内部的极权腐败，有一定潜消默夺的作用；同时它也给予了更多人参与竞争的机会，使下层社会的众多士子不轻易放弃“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

相对而言，金榜题名对下层社会士子的诱惑，明显大于名门显宦子弟。社会待遇巨大的落差，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下层社会士子刻苦奋进，以致在科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清代山东的这6位状元，除孙毓桂家世显赫外，其他都比较清寒。第一位状元傅以渐少年时买不起纸张，以墙壁作“起草纸”；最后一位状元王寿彭当过教馆先生；最可怜的是曹鸿勋，据说当从京城星夜骑马前来报喜的人到潍县时，他的寡母还在郊外挖野菜，赏给报子的喜钱和招待他们的酒饭，都是左邻右舍代办的。

前后成双 中间空白

曾朴《孽海花》第二回写苏州几位乡绅在玄妙观茶坊谈论清朝状元，说什么“苏州状元的盛衰，与国运很有关系”，“本朝国运盛到乾隆年间，那时苏州状元，亦称极盛：张书勋同陈初哲，石琢堂同潘芝轩，都是两科蝉联；中间钱湘舲遂三元及第。自嘉庆手里，只出了吴廷琛、吴信中两个。幸亏得十六年辛未这一科，状元虽不是，那榜眼、探花、传胪都在苏州城里，也算一段佳话。自后道光年代，就只吴钟骏崧甫年伯，算为前辈争一口气，下一粒读书种子。然而国运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至于咸丰手里，我亲记得是开过五次，一发荒唐了，索性脱科了。”

之所以出现南北地区清代状元互为消长的情况，这与不同时期对人才的需求是有一定关系的。在所谓太平盛世，统治阶级需要的是粉饰润色之才，文雅的南方人自然赚便宜；在动荡危难之时，需要的则是平缓深沉犹如大运河一般刚毅深邃的务实进取之才，于是质朴勤奋的北方人在状元这桌大餐中，也就凭真才实学分南人杯羹了。

（郭爱民搜集整理）

参考文献：

无 独 有 偶 ――清代山东状元趣闻，出自《超台》2004年第一期。

《临清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