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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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的问题始终是个事关国家社会政治稳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这是中国的自然地理特点和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熟谙中国历史和善于以史为鉴的毛泽东，深知治水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重大作用，而亲身经历的国家水旱灾害频仍的严峻现实，更使他深切地感到，治水是关系国家治理的大事，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由是，在毛泽东包罗万象的博大胸襟中，一直装着治水的问题。早在本世纪30年代，出身于农民家庭的他鉴于水利对农业的重大作用，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科学论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定国安邦、除害兴利、造福人民的高度，把“江、河、淮、海”等大江大河的治理与开发摆到了重要工作日程，并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出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决策。可以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开创了人民治水的辉煌业绩。⺁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大国，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就成了治国安邦的首要问题。而要大力发展农业，多生产粮食，就必须找到影响农业生产的关键问题，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发现，水成了影响农业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就把兴修塘坝列为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之一。从1929年春开辟赣南根据地起，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五年多的战斗岁月里，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经济建设活动，积极进行了苏区的水利建设。兴国是中央苏区的模范县。1930年9月，为总结土地革命经验，毛泽东在兴国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写下了《兴国调查》。1933年11月，为了切实解决“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这一重大问题，排除王明路线在根据地建设方面的影响，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又亲自到兴国县长岗乡进行调查，写下了《长岗乡调查》。在这两次调查中，毛泽东非常关心水旱灾害的情况，对赣南地区水土流失的现象十分重视，指出，“那一带的山都是沙山，没有树木，山中沙子被水冲入河中，河高于田，一年高过一年，河坝一决便成水患，久不下雨又成旱灾”，要求地方苏维埃政府要抓好水利，修好山塘和河坝。在调查期间，毛泽东还特意检查了他在1929年来兴国时指示苏维埃政府修复的河堤。在长冈乡调查时，毛泽东明确提出：乡苏维埃政府要抓水利，设立水利委员会，乡苏维埃主席兼任乡水利委员会主任，每个村都要有一名水利委员。⺁ 1931年夏天，毛泽东在瑞金县叶坪村时，为了给该村规划比较久远的水利建设，亲自带领区乡工农民主政府干部，冒着酷暑沿绵江直上几十里，勘山察水寻找水源，规划修筑水陂、水圳。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从那时起到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一直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组织领导苏区农民大力兴修水利，开垦荒田，组织春耕夏耕运动等工作上。在他领导和主持下制定发布的一系列中央政府决议和规定中，始终把兴修水利列为重要项目之一。1932年冬，毛泽东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根据地经济的现状，向苏区军民发出了提早春耕为争取增产二成而奋斗的号召，并亲自部署，抓典型，表彰先进，总结推广经验。在召开的干部会上，毛泽东强调提高农作物产量要抓“水、肥、土”，把抓水利提到相当突出的地位。1933年春，毛泽东指示中央政府土地部制定了《夏耕运动大纲》，把兴修水利列为夏耕的中心工作之一。《夏耕运动大纲》中具体规定：“关于水利、水陂、水圳、水塘，不但要修改旧的，还要开筑新的，缺水的地方要在高地开挖水塘，水车未修理好的要继续修好，沿河地方要设置简车。水是种田的命脉，无水则人工、肥料都成了白费，区乡政府要组织水利委员会去领导全区全乡水利的发展。” 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解决苏区军民生活上的严重困难，1933年8月，毛泽东在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工作会议上作了《必须注重经济工作》的报告；1934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这两个重要报告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不仅深刻地阐明了党在苏区的经济政策，而且突出强调了水利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在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下，中央苏区的水利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水利兴带动了农业兴。兴修水利不但为开荒造田创造了条件，大大扩充了农业可利用的土地面积，而且直接促进了农业的增产。据统计，仅1933年中央苏区的农业收成就比1932年增加了二成以上。⺁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所提出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著名思想，是在总结农业生产实践规律基础上提出的科学论断，不但对发展当时的苏区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新中国的水利事业发展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军事指挥上，但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根据地的物资特别是粮食问题，他依然对水利工作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的社论中，专门提到了水利，要求有关部门要“协助农民改旱田为水地”。⺁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也多次强调水利的重要性。他指出，“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要“做好兴修水利的计划”。⺁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关于兴修水利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论断，主要是针对发展农业而言，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发展水利事业，促进农业生产，保证军需民用，支援革命战争。⺁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一直思虑着如何解决数亿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50年代末，毛泽东针对农业中存在的问题，在《党内通信》中强调指出：“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影响土地生产率的重要因素。要解决粮食问题，必须首先解决水的问题。鉴此，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党和政府，一开始就把水利建设提到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位置。在治水为先的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多次过问水利工作，并指示有关部门优先解决了治水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时，专程来到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渠首闸，在这里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工程建设和灌溉效果，并亲自摇动启闭机摇把开启了一孔闸门，当看到黄河水通过闸门流入干渠时，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沿黄每一个县都修一座这样的引水浇地闸就好了。在视察灌区过程中，毛泽东诙谐地指出：渠灌是阵地战，井灌是游击战，形象生动地阐明了井渠结合的农田水利发展方向。⺁ 1955年，毛泽东发出了关于加强农田水利工作的指示，指出“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要求“每个县都应当在自己的全面规划中，做出一个适当的水利规划”，“同流域规划相结合，大量地兴修小型水利”等等。这些指示对全国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8年，毛泽东在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作物八项增产措施，即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地普查、土地测量)、肥(合理施肥)、水(兴修水利、合理节水)、种(培育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止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在“八字宪法”中，兴修水利被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在毛泽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思想和农业“八字宪法”的指导下，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水利事业的政策措施，兴建了一大批水利工程，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为农业大幅度增产、解决我国粮食自给等问题，奠定了良好的水利条件。由于水利条件的改善，加之其它促进因素，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很长的时间，我国便以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解决了百余年来历届政府未能解决的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壮举。⺁ 淮河，全长一千多公里，与黄河、长江、济水并称“四渎”。淮河自古多灾难，特别是黄河夺淮以来，因淮水宣泄不畅，更导致淮河流域水旱灾害时有发生，两岸人民饱受苦难。⺁ 1949年夏，淮河流域水灾严重，堤防多处决口。1950年汛期，淮河流域又遭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闻讯的毛泽东心急如焚，7月20日，毛泽东在淮河告急的电报上向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做出了这样的批示：“周：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问题。如何，请酌办。”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马上邀集有关人员初步讨论了救灾和淮河治理问题。⺁ 8月5日，反映淮河灾情的电报又一次放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前。电报中说：“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其中不少是全村沉没。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受灾人口共990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由于这些原因，干群均极悲观，灾民遇到干部多抱头大哭……。”毛泽东阅读这封电报时难过地落了眼泪。他为淮河两岸人民遭受的不幸痛心不已，坐立不安。他在电报中“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者”、“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多抱头大哭”等处划了横线，并给周恩来写了批示：“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季即开始动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抓救灾的同时，加紧了对治淮工程的具体部署。⺁ 1951年，全国上下都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土改工作。承担治淮主要任务的苏北区党委认为，“如今年即行导淮，则势必要动员苏北党政军民的全部力量，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要重新考虑，既定的土改、复员等工作部署必须改变，这在我们今年工作上转变是有困难的，且治淮技术上、人力组织上、思想动员上及河床搬家，及其他物资条件准备等等，均感仓促，对下半年农业生产及治沂均受到很大影响。”针对地方的疑虑，同时也为了协调淮河上、中、下游不同地区的利益关系，毛泽东明确指出：“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毛泽东之所以做出三省工作以治淮为中心的决定，主要是基于以下认识：首先，鉴于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上下游、左右岸关系不协调，极大地影响了治淮效果，并留下许多后遗症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认为治淮工作应贯彻小利服从大利，局部服从整体，除害与兴利结合，近期与长远结合的原则。为了促进团结治水，形成治淮“一盘棋”的良好局面，毛泽东强调“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其次，要求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要以治淮为中心。尽管在当时条件下，全国的中心工作是土改，但对于淮河流域各省区这个局部来讲，治淮是主要矛盾，是第一位的事情。土地改革是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一场深刻革命，其目的是为了让农民从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中摆脱出来，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与农业关系极为密切。如果土地非涝即旱，即使土改搞好了，也没有多大的作用。鉴于淮河流域水灾严重的现实，为了使土改搞得更好，为了集中力量抓治淮，苏北的土改推迟了一年。⺁ 饱受洪水灾害之苦的淮河两岸人民，听到党和政府要兴修水利、根治淮河的消息，一扫垂头丧气、悲观失望的阴霾，个个精神振奋。那些逃难在外的灾民也纷纷返回故土，准备参加兴修水利。毛泽东得知人民群众治淮积极性十分高涨的情形后，十分高兴，认为气可鼓而不可泄，并于9月21日向周恩来做出批示：“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日期不宜拖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为了表达党和政府治理淮河的决心，鼓舞淮河两岸干部群众治淮的斗志，1951年5月，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并通过中央治淮视察团将刻写着他题词的四面锦旗颁分发给治淮委员会以及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治淮指挥部。根据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亲自主持了治淮工作。1950年10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治淮的方针与任务。经过全体治淮指战员的艰苦奋斗，共同努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治淮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以后淮河的全面治理与开发打下了基础。1954年淮河流域又遭大水，治淮修建的防洪工程为战胜这次大洪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正在草创，抗美援朝烽烟又起，在国家困难重重、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什么决策治理淮河呢?一是淮河水害严重，亟待整治，而且治理淮河是饱受淮河洪涝之苦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治好淮河正是这一宗旨的具体体现。二是新中国刚刚成立，做好恢复经济、安定社会和巩固政权工作至关重要，而治理淮河符合恢复经济、安定天下，边稳、边打、边建的现实要求。三是尽管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中河流失修是普遍现象，但如果不分轻重缓急，对所有河流进行全面治理，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是当时人力、物力、财力所不及的。 此后，毛泽东一直关注着治淮工作。1958年，在杭州会议上，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治淮的重要性，并指示有关省要进一步搞好治淮，争取在几年内做出显著成绩。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安徽的治淮工作给予了表扬，称赞治淮排涝是安徽发明的。⺁ 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河，全长6300公里。长江流经湖北枝城至湖南岳阳附近的城陵矶这一段，被称为荆江。“万里长江，险在荆江”，历史上，荆江大堤经常发生溃决，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毁灭性的灾难。荆江之险，历来是荆江两岸人民心中的心腹大患。 1949年夏天，荆江大堤冲和观一带，因经受不住洪水的冲击，大部分堤身已经崩塌江中，眼看就要发生溃堤，幸好洪峰持续时间不长，才侥幸避免了一次大的灾难。1950年淮河大水，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毛泽东由此及彼，忧虑起荆江来。1950年国庆节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听取了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设计方案的汇报，并亲阅了工程设计书，同时派人向长委主任林一山询问了一些具体情况。不久，毛泽东批准了荆江分洪工程方案。他还指出，尽管当前国家百废待兴，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财政相当紧张，但为解除荆江的洪患，再有困难也得干呀!⺁ 1952年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5月24日，水利部长傅作义代表中央到荆江分洪工地慰问，并向全体建设者授予绣有毛泽东、周恩来亲笔题词的两面锦旗。毛泽东的题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的题词是：“要使江湖对人民有利。”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题词对荆江分洪工程全体建设者以巨大的鼓舞。6月20日，荆江分洪主体工程竣工，比规定的期限提前了15天。 尽管修建了荆江分洪工程，但毛泽东清醒地看到，那只是治标的权宜之计，要驯服长江水患归根到底还得立足于治本。为了探求长江治本之策，1953年2月，毛泽东亲临长江视察，详细地了解了长江的水患及成因。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南水北调以济北方缺水之需和兴建三峡工程两大课题。他说，毕其功于一役，把三峡那个口子卡起来，以解除洪水对长江中下游的威胁。在视察长江途中，毛泽东还强调指出：“水治我，我治水。我若不治水，水就要治我，我必须治水!”不仅揭示了人与水之间治与被治的辩证关系，更表达出了与其受治于水，不如主动治水的治水指导思想和坚定决心。 1954年汛期，长江流域连降暴雨，荆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为了解除洪水对荆江大堤的威胁，经中央批准，先后三次运用荆江分洪工程分泄洪水，使荆江大堤得以保全。这次大洪水是对荆江分洪工程的一次严峻考验，若没有荆江分洪工程发挥蓄滞超标准洪水的作用，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当毛泽东获悉长江特大洪水被武汉人民战胜后，欣然题词祝贺：“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尽管荆江分洪工程为战胜1954年的长江大水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还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长江防洪的严峻局面。当毛泽东得知1954年的长江大水，洪灾损失比修建三峡投资还要大时，更加坚定了修建三峡工程的决心。1954年12月中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武汉至广州的专列上，专门听取了长委主任林一山关于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汇报，并指示长委要抓紧进行规划科研工作。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修建三峡这样世界上第一流的巨大工程，不但技术十分复杂，而且需要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稍有不慎，还会惹出大的问题。为此，他对三峡建设提出了“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为了加强三峡工程的技术力量，毛泽东向苏联提出，请他们帮助规划和筹建三峡工程。根据毛泽东的请求，1954年3月至7月，苏联专家陆续到达武汉，参与长江规划与设计工作。在中苏两国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以三峡水利枢纽建设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并初步选定三斗坪作为三峡大坝的坝址。 1956年6月，毛泽东三次畅游长江之后，诗兴大发，挥毫泼墨，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一词,描绘出“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宏图，以诗的形式再次肯定了治理长江的战略重点在三峡。1958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要求会议安排讲座三峡工程问题，并派飞机把意见相左的两方代表林一山与李锐接到会上，让二人各自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为了加强对三峡工程的领导，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请周恩来挂帅。周恩来谦虚地说：“这么大的事，还是请主席管。”刘少奇说：“恩来同志能领会主席的意图，还是请恩来同志挂帅。”周恩来欣然表示：“好，我来管。”毛泽东高兴地伸出4个手指说：“好吧，你来管，一年抓四次。”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三峡水利枢纽的规划设计与论证工作进展顺利。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会上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文件。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一文件。文件明确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这一文件反映出党中央和毛泽东既重视三峡工程在长江治理与开发中的重要地位，积极为之准备，又反对三峡工程在条件不充分具备的情况下草率上马、急躁冒进的态度。 壮志凌云的毛泽东本打算早日擂响向三峡进军的战鼓。但由于“大跃进”的主观蛮干和盲目冒进，国力与民力受到了很大的损伤，加之继之而来的自然灾害和苏联发难撤走专家，以及国际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使三峡建设的步伐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尽管如此，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雄心一直没有改变。三峡工程虽未上马，但他仍指示：“雄心不变，加强科研。” 本着标本兼治、循序渐进的精神，为了治理长江的最大支流汉水，解除汉江洪水的威胁，同时为建设三峡积累经验，并兼顾考虑到南水北调问题，毛泽东支持并批准了长江流域规划的第一期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的建设。 1958年9月1日，规模宏大的丹江口工程正式动工兴建。该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曾遇到不少困难，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下，一一得到妥善解决，并于1967年胜利建成了第一期工程。到1974年2月，丹江口工程全部竣工。丹江口工程建成后，堪称防洪、发电、供水、航运、养殖五利俱全，经济和社会效益十分显著，同时，当年的丹江口建设工地，不仅是后来葛洲坝工地的练兵场，而且为将来的三峡工程建设提供了经验，准备了队伍。 1969年5月，水电部再次提出修建三峡的建议，并得到了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委的积极响应。但由于当时中国与苏联的矛盾激化(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毛泽东从战备的角度考虑，给这一建议泼了冷水，他指出：“在目前战备时期，不宜作此设想。”在当时的条件下，虽然毛泽东没有同意上马三峡工程，但他还是支持了先修三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意见。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及周恩来就此工程建设有关问题写的信(周恩来在信中说：修三峡下游宜昌附近的葛洲坝低坝，采用径流发电，既可避免战时轰炸造成下游淹没的危险，又可争取较短时间加大航运和发电量。至于三峡大坝，要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防炸的技术力量等因素以后再考虑兴建)后，写下了以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毛泽东在自己77岁生日那一天，亲自批准了葛洲坝工程，这是对建设该工程的最大信任、鼓舞和鞭策。但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一些人以主观热情代替科学态度，在工程未经过充分前期工作的情况便匆匆上马，导致工程建设出现了“边施工、边设计、边勘测”和忽视质量、急躁冒进等严重问题。为此，周恩来在请示毛泽东后，果断地作出了停止施工、修改设计的决定。针对一些人拿毛泽东的批示作为冒进蛮干借口的问题，周恩来严肃地说，要正确理解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赞成修此坝”，首先不要泼冷水。然后说“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现在是修改设计的时候了，不能再等了。在周恩来的协调主持下，葛洲坝工程停工修改设计。1974年10月，停工22个月的葛洲坝工程正式复工。到1988年底葛洲坝工程全面完工。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建成后，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效益看，不仅在我国现有水利工程中居于首位，就是在世界上，它也是屈指可数的低水头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而且葛洲坝工程的成功，直接为三峡工程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也造就了一大批工程设计、施工和管理人才。⺁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它全长5464公里，是中国第二大河。黄河以它母亲般的乳汁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儿女，同时，黄河又是一条被称为世界最难治理的“中国之忧患”的害河。由于泥沙淤积，使黄河下游形成高出地面许多的“悬河”。历史上，黄河经常决口泛滥，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古语云：治黄河者治天下。如何使黄河从根本上改变暴虐为害的历史，是毛泽东牵肠挂肚的一件大事。1952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出京视察的地方就是黄河。毛泽东先是在济南洛口察看了黄河，又在徐州登上云龙山，眺望了黄河故道，并询问了故道情况。在兰考，毛泽东仔细听取了黄委主任王化云关于黄河情况的汇报，并询问了建设邙山水库和三门峡水库的建设问题。接着，他又来到杨庄看黄河险工，在第9号坝上察看了工程和黄河形势。他不无忧虑地问王化云：“黄河涨上天怎么样呢?”为了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黄河的形势，毛泽东又趋车来到了水面比开封城高出3～5米的黄河柳园口。他站在堤顶，向北眺望黄河形势，黄河在高高的河床里奔流，回头南望堤外村庄，好像座落在凹地里。面对这种情形，毛泽东表情凝重，感慨地说：“这就是悬河啊!”对黄河的忧患之情溢于言表。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大江大河治理说过无数次气吞山河话语的毛泽东，面对着世界上最桀骜不驯的黄河，也表现出了敬畏和谨慎，他没有留下“根治”之类的豪言壮语，只是殷殷地嘱咐王化云及河南省党政领导：“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离开开封后，毛泽东又登上黄河南岸的邙山，察看了邙山水库坝址和黄河形势。他想对黄河了解的深些、多些。⺁ 毛泽东第二次专门关注黄河是1953年2月。在乘坐的专列上，毛泽东听取了王化云关于黄河治理的方案和近期打算的汇报，并就三门峡水库建设的时间、库区移民问题、黄河中上游的水土保持以及南水北调等问题与王化云进行了探讨。毛泽东在了解有关情况后，高兴地说，革命成功了，事情好办了，治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只有现在才能解决。在汇报过程中，王化云老想让毛泽东就三门峡工程建设问题表个态，但一向多谋善断的毛泽东仍然谨慎地表示回去再研究。毛泽东深知，黄河的问题实在太复杂，对黄河的认识还远未进入自由王国的阶段。他怕表态错了，给治黄大业带来祸患。⺁ 1953年5月53年5月，黄委主任王化云以个人名义向当时主管水利的政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呈报了《关于黄河基本情况与根治意见》和《关于黄河情况与目前防汛措施》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对黄河成灾的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黄河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方略。邓子恢看了报告后，认为很有见地，遂于6月2日将王化云的两份报告以及他对黄河治理看法的书面意见一同上报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对“报告很欣赏”。 1954年冬，毛泽东在南巡返京途经郑州时，在郑州火车站的专列上第三次专门听取了黄委负责人王化云、赵明甫二人关于治黄工作的汇报，并着重谈了水土保持和治理规划问题。汇报后，毛泽东还把汇报时用的图纸带回了北京。 1955年6月，毛泽东在河南省委会客室第四次专门听取了治黄工作汇报，这次他关心的热点是关于黄河治理规划的实施问题。在听取汇报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关心地问起了1954年制订的黄河治理规划的落实情况，王化云告诉毛泽东，按照根除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指导思想和综合利用、梯级开发黄河水利水电资源的原则，先后安排了水土保持、引黄灌溉、干流水库等工程，其中干流三门峡和刘家峡工程是近期建设的重点。毛泽东问起人民胜利渠盐碱化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黄河下游能否搞航运网。王化云回答说，人民胜利渠盐碱化问题已基本解决了；将来经过治理黄河，泥沙少了，南水北调工程成功了，黄河航运不成问题。⺁ 1959年，毛泽东在济南洛口又一次视察了黄河，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他深深地惦记着黄河，牵挂着它的安澜与否，因为黄河还没有得到根治，所以到了黄河他仍不死心。 黄河的安澜与否对中华民族来说始终是一个关系重大的课题。毛泽东所以如此关心黄河的安危，并积极寻求黄河标本兼治的良策，其着眼点主要在于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又是一条殊难治理的害河，黄河的安危，事关人民的安居乐业，国家的长治久安。黄河一旦出问题，他怕难以向人民交待。值得庆幸的是，从1946年人民治黄开始到于今，黄河连续50多年伏秋大汛安澜无恙。如果老人家英魂有知，亦应感到欣慰了。然而，要将这条世界最难治的害河根治，对于炎黄子孙来说，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海河起自天津市西部的金钢桥，东到大沽口入海，全长不过73公里。而它的上游却连接了蓟运河、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漳卫南运河七大干流和300多条较大的支流，河道纵横交错象一把巨大的扇子斜铺在华北大地上。加上直接入海的滦河、马颊河、徒骇河与七大干流遥相呼应，构成了我国北方重要的水系海河流域水系。由于首都北京和直辖市天津均坐落于此，就使得海河的安澜与否影响至关重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发出治淮指示的同时，对历史上水旱灾害频繁的海河流域治理也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并指示周恩来要重视一下对首都威胁最大的永定河治理问题。 永定河跨越山西、内蒙、河北、北京、天津等五个省、区、市，是海河北系最大的河流，也是海河水系中最难治理的一条大河。由于永定河横穿北京市区西部，且河床高于北京市中心十几米，一旦永定河发生洪水，将对首都的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的六百年间，都把永定河治理作为执政的方略之一，但治理效果甚微。1950年，在治淮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在永定河上修建官厅水库，以控制永定河的洪水，并作为首都工农业生产的水源。⺁ 官厅水库是根治永定河的重点工程，也是治理海河的第一个工程。工程自1951年10月开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经过全体建设者的拼搏奋战，于1954年5月胜利竣工。官厅水库竣工前夕，1954年4月12日，毛泽东视察了工地。官厅水库建成时，毛泽东欣然题字：“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1958年，首都人民通过义务劳动在北运河上游东沙河上修建了十三陵水库。尽管该水库库容不大，仅属于中型水库，但却因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了水库建设劳动而名扬遐迩。1958年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乘坐普通的大轿车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顷刻间，整个工地成了沸腾的海洋，十万建设大军豪情满怀，尽情拍手欢呼。毛泽东头戴草帽，身穿布衣，脚穿一双圆口布鞋，神采奕奕地和周恩来等登上了水库的东墩台，视察了工程的全貌，随后走进现场指挥部的简易工棚里。工地的同志拿来纸笔墨砚，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为水库题词。毛泽东挥笔蘸墨，写下了“十三陵水库”五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周恩来也欣然写下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题词。接着，毛泽东、周恩来等拿起铁锹，走向工地，和民工并肩进行紧张的劳动。毛泽东装了一筐又一筐的土料，汗水湿透了衣衫，仍然不肯休息。他还亲切地对在场的干部说，要坚持参加生产劳动，劳动能锻炼人，能改造思想。⺁ 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的劳动，充分表明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水利建设的高度重视，不仅鼓舞了十三陵水库建设者的斗志，更对海河流域乃至对全国的水利建设产生了积极而巨大的影响。从1958年开始到60年代初期，全国形成了水利建设的高潮。尽管由于受到“大跃进”和“左”的思想影响，工程建设中存在着前期工作不足、仓促上马、在施工中忽视质量等问题，但水利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一时期，海河流域先后兴建了岳城、岗南、黄壁庄、密云等18座大型水库和一大批中小型水库。同时，还建成了共产主义渠、大功红旗渠和位山、簸箕李等大型引黄灌渠。 为解决京、津供水不足的问题，1958年6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修建密云水库。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经过2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之后，这座位于京郊密云县城北部山区，距北京100公里，横跨潮、白两河主河道，我国自行规划、设计、修建的华北最大水库，于1958年9月1日正式开工。 毛泽东对密云水库建设十分关心，多次询问水库的建设情况。1959年9月10日，毛泽东视察了热火朝天的密云水库工地，并对水库建设作了重要指示。由此也大大激发了20余万水库建设大军的劳动和创造热情。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体建设者艰苦奋斗，顽强拼搏，规模宏大(总库容为43.75亿立方米)的密云水库以当时最好的质量、最快的速度、最高的工效和最低的投资，奇迹般地实现了“一年拦洪、两年建成”，提前造福人民的壮举。斗转星移，时事变迁，而密云水库却始终不渝地把防洪、灌溉、供水、发电等巨大效益奉献给首都人民。如今，密云水库之水已成了滋养北京的生命水。⺁ 1963年8月，海河流域南系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漳卫、子牙、大清各河系洪水猛涨。尽管上游水库发挥了巨大的拦洪削峰作用，但西部山区滚滚而下的洪水(洪峰总量达78000立方米/秒以上)依然漫过了京广铁路，且直接威胁天津市和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的安全。面对异常严重的汛情，毛泽东也紧张了，他指示国务院和有关省市要全力以赴组织好抗洪救灾工作。周恩来则亲自组织指挥了这场抗洪救灾斗争。尽管海河流域军民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以及全国各地大力支援下，经过顽强奋战，取得了抗洪斗争的伟大胜利，保证了天津及津浦铁路的安全，并使其它地区的洪灾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但洪水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仍是相当严重的。⺁ 畿辅的水患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为了海河的水波不惊，毛泽东于1963年11月17日挥笔写下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题词。按照毛泽东的这一伟大号召，海河流域人民揭开了根治海河的新篇章，并迅速掀起了以扩建、新辟入海河道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按照“上蓄、中疏、下排、适当地滞”的治水方针，先后开挖、扩挖、疏浚了50多条骨干河道。这些工程的实施，不但完全改变了历史上各河汇集天津入海的被动局面，而且为排涝、排碱解决了出路问题。此外，还在各河上游续建、扩建了有关山区水库，并对中下游滞洪洼淀进行了初步整治。⺁ 1965年以后，海河流域接连出现了严重的干旱问题。为了解决华北地区旱涝无常，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问题，并从根本扭转南粮北调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强调华北地区要治涝抗旱两手抓。从1966年开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对北方八省、市、区(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抗旱防涝，抗灾保畜，争取丰收，摆脱落后”的战略部署，海河流域人民在继续大规模地对海河进行治理的同时，开展了以打机井为重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即使在“文革”这样的大动乱时期，整个华北抗旱和海河治理工作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支持下，仍取得了重大成就。当时，不管是哪一派的造反组织，都不敢阻挠打井抗旱和治理海河活动。 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北方的土地常常处于干旱焦渴的状态，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此，从国土整治和解决南粮北调问题的大局出发，毛泽东提出了“南水北调”的伟大构想。 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视察黄河，与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谈起了黄河的治理情况。王化云在汇报治黄规划时说：将来黄河水不够用，可以从长江引水入黄河。我们的勘测队实际测量了长江的水量、地形等情况，准备从通天河引长江水入黄河，以补济西北、华北水源的不足。毛泽东充分肯定了王化云的意见，说：“好！这个主意好！你们的雄心不小啊！通天河那个地方猪八戒去过，它掉进去了。”一番风趣的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毛泽东接着指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借一点来是可以的。”南水北调这个雄伟的战略构想就这样被提出来了。 从此以后，毛泽东对南水北调这项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特大水利工程铭记在心，念念不忘。1953年2月16日，毛泽东在去南方巡视的列车上，又与王化云谈起了南水北调。他问王：通天河引水问题怎么样了？王答：根据察勘结果来看，引水100亿立方米是可能的。不过需要打100公里的山洞，还要同时在通天河上建一座高坝，水就可以从通天河经过色吾曲、卡日曲进入黄河。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项颇为艰巨的工程，便问：多大工程量？得多少年完成？王答：约需10万人，加上机械化，10年可以完成。毛泽东说：引100亿水太少了，能由长江引1000亿立方米水就好了。在毛泽东的江河治理和国土整治的战略思想中，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而是综合治理，从全局、宏观和战略上着眼。具体地说，就是“三个立足”：一是立足于治水的总体效益，从长江流域整体考虑调水；二是立足于国家的长远利益；三是立足于对大江大河的治理，标本兼治，有机结合，既解决当前急迫的需要，又能满足长远和根本的治理要求。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长江”号军舰上与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研究长江的治理问题。在着重探讨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构想后，毛泽东问林一山：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借点给北方？林说：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地图上用红铅笔指点着，先是指向白龙江，问：白龙江的水很大，能不能引向北方？林回答说：白龙江发源于秦岭，向东南流向四川盆地，越向下游水量越大且地势越低，很难穿过秦岭把水引向北方。毛泽东点点头，没再问下去。之后，他的红铅笔指向了嘉陵江上游的西汉水，问林：这里行不行？林答：不行。并用与白龙江不能引水的同样道理说明了不可行的原因。毛泽东又把铅笔指向了汉江，问：汉江行不行？林答：汉江有可能。毛泽东眼睛一亮，问林一山：为什么？林答：汉江上游和渭河、黄河平行向东流，中间只有秦岭、伏牛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引水工程，让汉江水通过黄河引向华北。听林一山这么一说，毛泽东顿时心情为之一振。他像指挥伟大战役一样，用铅笔沿着汉江的曲线画了许多杠杠。当他的铅笔指向现在的丹江口所在地——湖北均县时，他突然画了一个圆圈，问：这地方行不行？林说：这里可能性最大，也可能是最好的引水线路。林一山说丹江口一带可能性最大，并非信口开河。此前，长江水利委员会从汉江防洪和水资源综合利用的目的出发，已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并基本确认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是开发汉江的最佳工程方案。不过，当时他们并没有考虑南水北调问题。经毛泽东一提醒，林一山马上意识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将来很可能成为南水北调的水源地。毛泽东兴致勃勃地问：这是为什么？林说：汉江再往下，流向转向南北，河谷变宽，没有高山，缺少兴建高坝的条件，向北方引水也就无从谈起。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你回去以后立即派人察勘，一有资料立即给我写信。”最后他又叮嘱了一句：“南水北调要抓紧。”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1952年至957年，经过周密的勘测研究，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了由通天河引水到黄河源的线路方案；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了从汉江、丹江口水库引水到淮、黄、海流域的方案，还提出了从长江下游沿京杭大运河东线调水的方案。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兴建丹江口水利工程。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打开通天河，借长江水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卫河），同北京连起来了。”同年8月，毛泽东签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指出：“全国范围的较长的水利规划，首先以南水（主要是长江水系）北调为主要目的，即将江、汉、黄、海……各流域联接为统一的水利系统规划，……应加速制定。” 江苏省经过30多年的不断建设，已形成跨流域引水工程系统——以京杭运河为输水干线，建成了8个输水梯级泵站，从长江引水到徐州市，为国家实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积累了经验。经过艰苦奋斗，1974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成，为中线引江奠定了基础。毛泽东逝世后，南水北调各条线的前期研究工作一直在进行着，并提交了一大批质量较高的成果。根据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的要“抓紧南水北调工程的前期工作，近早开工建设”的意见，2001年11月，国家决定：南水北调工程将于2002年开工。经过5年至10年的建设，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将建成发挥效益。相信不久以后，一代伟人毛泽东富有远见的遗愿将变成现实。 总之，毛泽东是当代十分重视发展水利事业的政治家，在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水利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建成了数以亿计的大小水利工程，并发挥了巨大的效益，中国的水利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纵观毛泽东的治水思想，鲜明地体现出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的战略意识，不论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论断，还是关于大江大河治理的重大决定和指示，都雄辩地证明这一点。而具体的治水决策和组织，则往往由善于领会和灵活贯彻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有着卓越领导才干的周恩来去具体组织进行。毛泽东关于治水的题词和指示，往往喜用“一定”和“根治”的字眼，由此也折射出毛泽东志在主宰大自然、“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坚韧不拔的挑战精神和宏大气魄，给人以莫大的激励和鼓舞。（作者：靳怀春，海委漳卫南局副局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注：本文成稿于1998年7月中旬，修订于2002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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